開辟了中華民族“自覺史”上的“新紀元”

　　什麼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各族人民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這當中“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就是在抗戰時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戰時期形成的，而中國共產黨在其中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概念的學理性研究

　　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對“中華民族”進行學理性研究、論述中華民族與各民族關系的，是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秘書長的楊鬆。1938年8月—10月，亦即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后，楊鬆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開設系列講座，對“中華民族”“民族建國”“民族自決”等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論問題進行了研究和討論。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的領導干部第一次就一系列重大的民族理論問題進行理論闡述，它對民主革命時期中共民族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

　　受斯大林民族定義的影響，楊鬆在《論民族》一文中認為，中華民族也是一個近代民族，具有近代民族的一切特征：第一，有共同的民族語言——“中國語及中國文”﹔第二，有共同的活動地域——“中國是中國人的領土”﹔第三，有共同的經濟生活——中國雖然還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但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國內鐵路、內河及沿海航路、公路、航空、郵政”等新式交通工具“已把中國各地大致上在經濟上連起來”﹔第四，有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國人具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風俗、習慣等等”，其“民族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

　　盡管受斯大林對民族定義的影響，楊鬆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近代民族，而沒有認識到早在古代中華民族即已形成。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大命題的指引下，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其成果之一便是毛澤東於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它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的民族問題、認識中華民族“有著直接的指導意義”。毛澤東指出，“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有“四億五千萬人口”，其人口數佔世界人口數的四分之一，在這四億五千萬人口中，除佔人口總數“十分之九以上”的漢人外，“還有蒙人、回人、藏人、維吾爾人、苗人、彝人、壯人、仲家人、朝鮮人等，共有數十種少數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他們和漢族一起組成了中華民族。從此，毛澤東所提出的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主體民族漢族外，還有“數十種少數民族”，中華民族便是由漢族和這“數十種少數民族”組成的民族共同體這一重要論述，就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基本共識。這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最全面和最權威的論述，也是自黨成立以來黨的最高領導人對“中華民族”最全面和最權威的論述。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觀念的最終形成和確立。

　　中國共產黨加強宣傳和教育，推動共同體意識的形成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在屠殺、燒搶和掠奪中國人民的時候，並沒有漢族、滿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區分，這正如東北淪亡之后流行的歌曲《流亡三部曲》中所唱到的那樣，“說什麼你的我的，分什麼窮的富的，敵人打來，炮毀槍傷，到頭來都是一樣”。對此，中國共產黨加強宣傳和教育，強調各民族都面臨日本侵略者的屠殺、燒搶和掠奪，都面臨亡國滅種的現實危險，推動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共同體這種意識的形成。

　　1935年，由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強調，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而“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國民族就是我們全體同胞”，它既包括漢族，也包括“蒙、回、韓、藏、苗、瑤、黎、番等”各少數民族。因此，亡國滅種是作為“全體同胞”的各民族共同面臨的現實危險。這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強調，日本帝國主義繼並吞了東三省和整個華北之后，現在又“准備並吞全中國”，要把中國從各帝國主義共管的“半殖民地”變成它“獨佔的殖民地”，因此面臨“亡國滅種的大禍”的不是某一個或幾個民族，而是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

　　七七事變后，尤其是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作出關於“中華民族”的重要論述后，中國共產黨除繼續宣傳各族人民都面臨著日本侵略者的屠殺、燒搶和掠奪，都面臨著亡國滅種的現實危險外，更加強調了組成中華民族的各民族命運的一致性。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指出，“在日寇侵略之下，國內各民族的命運是完全一致的”，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存則同存，亡則同亡，因此，國內各民族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抗日，“如不團結抗日，則‘破巢之下’，都難免要變為日寇的奴隸”。

　　1937年4月，因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而開始商討合作抗日的國共兩黨為了進一步表達合作抗日的願望，舉辦了共祭黃帝陵的活動。毛澤東為活動起草的《祭黃帝陵文》稱：“赫赫始祖，吾華肇造……建此偉業，雄立東方……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

　　全民族抗戰局面對於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37年七七事變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第一次向“全中國的同胞們”明確發出了“全民族實行抗戰”的偉大號召：“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該通電要求“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此后，“全民族抗戰”開始成為中共中央及領導人的常用語。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會議正式確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以“7月7日盧溝橋的抗戰”為起點，“中國的政治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一新階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而“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因為，“隻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后勝利”。

　　所謂“全面的全民族抗戰”，也就是全國人民，即所有中華兒女，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民族，都要積極地加入到抗日斗爭中去，正如中國共產黨號召的那樣，“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為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抗戰也不僅僅是軍事的抗戰，還是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抗戰。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積極推動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國內的各個政黨、各個階級，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都投入到了抗日戰爭中，並為抗戰的全面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全民族抗戰”。“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對於由各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是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進入“全民族抗戰”后，晏陽初在《農民抗敵的發動》一文中，把“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比喻為“像新嬰兒從母體分割下來的時候一樣，很痛苦，但也很光榮地寫出中國民族史的第一章”，開辟了中華民族“自覺史”上的“一個空前的新紀元”。各族人民正是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所產生的“要死大家死，要活大家活”“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存則同存，亡則同亡”之理念的基礎上，形成了由各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意識。

　　人們常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轉折點，而奠定這一轉折點之基礎的，便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推動下，形成的中華民族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意識。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長城學者”、湖南師范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