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與中國共產黨抗戰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誕生於1939年的《黃河大合唱》，以象征性的手法將中華兒女奮勇抵抗侵略者的情感，寫進雄渾、堅定的樂曲中。而中國共產黨人則是以身軀血肉擔負起“保護黃河、保衛全中國”的責任。面對裝備精良的日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憑借黃河天塹，在沿黃兩岸復雜艱苦的環境中，僅靠有限火力，浴血奮戰，力挽狂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黃河抗戰，應當為后人所牢記。

　　八路軍憑借黃河天塹和山地高原，創建山西敵后抗日根據地

　　1937年9月，八路軍在陝西召開誓師大會，從韓城芝川鎮東渡黃河，踏上戰火紛紜的山西前線。山西是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的第一站，在華北抗戰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打開地圖，黃河至內蒙古托克托縣，受呂梁山脈的阻隔，急轉南下，形成了一條南北走向的天然鴻溝，將山西與陝西分開。對於山西的地理位置，葉劍英早有論斷：“山西的存亡，關系於抗戰的前途極大……保障山西不僅可以屏障西北，掩護河南，並且北進平綏，東出平漢，東北出淶源，均能給敵軍以極大打擊，直接威脅平津。因此山西陣地為我方必須堅持，同時也是敵人亟圖攻取的。”八路軍進入山西后，配合國民黨部隊在平型關、忻口、娘子關、太原展開激戰，取得了局部勝利。太原失守后，敗退的國民黨部隊退守山西南部，以臨汾為中心進行整編。經土門會議商議，八路軍肩負起山西東部、東南部的敵后阻擊任務，並由朱德擔任東路軍總指揮。

　　佔領太原的日軍，經休整后開始南下，由北面和東面向晉南進軍。毛澤東與朱德反復研究，認為日軍進攻動向意在奪取臨汾。臨汾如失，可壓迫中國軍隊退守黃河南岸和西岸，並可向潼關、西安進攻，也將嚴重影響延安的安危。東面的日軍逼近臨汾東側的安澤縣府城鎮，而朱德正在附近。1938年2月25日，毛澤東電告朱德：“晉南之敵既進府城，離臨汾已甚近，其目的在襲佔臨汾，如不能給以殲滅的打擊，勢必將牽動大局。必須使用全力殲滅之”，並通知閻錫山必須全力殲滅敵軍，不可動搖整個戰局。毛澤東和任弼時也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國民黨軍隊要“為保衛潼關及西安而戰”，並告誡黃河以北部隊即便在最壞情況下也不應渡河，應堅持在晉西晉南作戰或轉入外線作戰。朱德親率警衛部隊和決死隊一部，節節阻擊日軍進攻，為臨汾軍民轉移贏得了時間。

　　至2月28日，臨汾城內中國軍民安全轉移后，日軍才得以佔領，朱德則已率部隊轉入外線作戰。但日軍很快向軍渡、磧口等黃河渡口進軍，有渡河西犯、進攻邊區的企圖。位於陝甘寧邊區的八路軍留守部隊早已做好准備。這支部隊堅守於邊區黃河西岸，與河東的八路軍相互依援，肩負起鞏固千裡河防的重任。之后，八路軍與國民黨友軍相互合作，數度擊退日軍西侵計劃，使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始終未能跨越黃河。

　　由於國民黨正面部隊已無力阻止日軍，蔣介石雖然嚴令華北部隊一兵一卒不得過黃河，但已遏制不住國民黨部隊潰退於黃河西岸和南岸。堅守在黃河北岸，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的戰略方針。早在1937年11月，劉少奇、楊尚昆就提出：“我們目前一切工作布置，應以爭取華北游擊戰的勝利，紅軍不致被逼退過黃河為出發點”，“如果紅軍被逼退過黃河，將使我黨與紅軍在各方面感受極大困難，影響華北人民對游擊戰爭的信心。”閻錫山在臨汾失守后，避往黃河西岸。那麼，八路軍是留守河東，還是退至河西，成為中共中央必須立即明確的戰略方向。毛澤東於1938年3月向朱德、彭德懷表示：“在目前階段，在不被日軍根本隔斷條件下，我軍均應在敵后配合友軍堅決作戰，有效地消滅與削弱敵人，發動廣泛的抗日運動。只要無被隔斷危險，決不應過早渡過河來。”朱德和彭德懷明確表示“此時我們決不能離開此地”。八路軍堅持山西抗戰，穩定了留守山西國民黨部隊的軍心，也穩定了全國上下抗日的決心。之后，朱德、彭德懷東進太行，八路軍成為山西敵后抗戰的主力軍。在黃河之東、之北，八路軍憑借黃河天塹和山地高原，創建了山西敵后抗日根據地，擔任起保衛黃河、抵御日軍西竄的艱巨責任。

　　黃河沙區為中國共產黨抗日力量的發展提供了一條天然通道

　　東流的黃河在鄭州桃花峪進入平緩的下游階段。由於黃河頻繁改道，泥沙沉積，使得黃河中下游流域呈現出復雜的地形特征。

　　平津失陷后，日軍沿平漢路南犯，於1937年10月推進至漳河北岸，轟炸安陽縣城，侵犯至河南境內。國民黨部隊於1938年2月17日炸毀新鄉與鄭州間黃河鐵橋，退守黃河南岸，而黃河北岸則陸續被日軍攻佔。

　　在日寇的殘酷統治下，八路軍和當地黨組織、游擊隊逐步發展為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這一區域號稱“天下之中”，是連接太行、山東與華中，溝通南北交通的紐帶。

　　在這片根據地上，不得不提到“沙區”這一特殊的地理區域。沙區主要位於豫北地區，是在濮陽、內黃、清豐等縣之間的長近百裡，寬數十裡的大片沙地。根據地很快發現沙區可以開辟為一條地下交通線，能夠溝通太行與冀魯豫、冀南、山東、蘇北等抗日根據地。沙區內沙丘起伏，溝壑密布，可以阻礙依賴機械化的日軍行動﹔沙區棗槐密集、荊棘叢生，蔭蔽遮日，也使日軍難以偵察﹔沙區為冀魯豫交界地帶，日偽指揮不相統一，無法到達，正可為我軍利用。

　　1941年5月，衛河東岸的內黃縣井店一帶設立了第一個沙區辦事處。1942年夏，北路地下交通線形成。這條交通線在近一年時間內，護送黨政軍過往人員近千人。延安整風開始后，冀魯豫、山東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大批黨政軍干部和青年學生，絡繹不絕地由這條交通線前往太行，轉送延安。同時，大量棉花、藥品、煤油、彈藥等重要物資，以及貨幣、書籍報刊、文件等重要物品，通過經商等隱蔽方式，經沙區交通線交換到各抗日根據地。

　　由於過往人員日益頻繁，北路交通線的壓力越來越大，因日偽破壞，一度造成冀魯豫至太行交通中斷。1943年8月，沙區辦事處又開辟了南路地下交通線。根據不完全統計，1943年后，南路交通線護送過往黨政軍干部和青年學生達4000余人，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重要領導人。

　　黃河沙區為中國共產黨抗日力量的發展提供了一條天然通道，但也遭受到日軍的瘋狂“清剿”。日軍對沙區一帶，進行反復“掃蕩”，採取梳籬式“清剿”，實行“三光”政策，妄圖切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交通線，但始終未能得逞。

　　充分挖掘黃泛區的戰略價值

　　1938年6月9日，蔣介石指派國民黨軍隊炸開黃河南岸的鄭州花園口。黃河水噴涌而出，漫過已被日軍佔領的豫東多縣，一度沖毀日軍物資，破壞津浦和隴海鐵路線。但泛濫的黃河水，也帶給黃河南岸的百姓無盡災難，造成大面積的黃泛區，導致44個縣受淹，1250萬人口受災，4400平方公裡土地飢荒連年。黃泛區遍布著河流、沼澤、密林、沙地和鹽鹼地，水系紊亂、風沙肆虐，水患、旱災、蝗災接連發生。

　　面對如此復雜的水文和地質條件，日軍不得不放棄原有的進攻計劃。國民黨軍將兵力集中於鄭州和豫西、豫南，借助黃河與日軍隔岸對峙，但也遠離黃泛區。

　　然而，正是這片滿目瘡痍的黃泛區，在共產黨人眼中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價值。正所謂“敵之所懼，我之所倚”。如果打開地圖，我們就會發現黃泛區貫穿於華北和華中之間，可為中國共產黨提供新的抗戰基地。它可以使堅守華北地區的八路軍在必要時刻向南轉移，也可以在敵偽、國民黨控制薄弱的地區開辟新的根據地。

　　1938年9月30日，彭雪楓率領300人的隊伍向豫東進軍，與當地黨組織、游擊部隊會合后，成立了新四軍游擊支隊。10月24日，新四軍游擊支隊跨過新黃河，在敵偽匪、會道門、國民黨殘部盤衡交錯的黃泛區開啟了抗戰之路。到了1940年7月，這支部隊已經發展為19500余人，創建了東到皖東北，西抵睢杞太、北依隴海路、南跨渦河直至淮上，轄10個縣級政權，活動范圍涉及50余縣的豫皖蘇邊抗日根據地。

　　除了要應對軍事斗爭外，中國共產黨還致力於解決黃泛區的民生問題。1942年至1943年間，河南發生了嚴重飢荒，日偽軍和國民黨部隊以掠奪性的方式控制糧食，並試圖削弱中國共產黨力量。中國共產黨通過組織地方聯防、地方組織，保護當地居民，形成互助小組，和農民建立了長遠聯系。

　　蘇北地區，水系發達，是黃泛區中相對富裕的區域，適合新四軍休養生息與積聚力量。為了迅速解決蘇北問題，經中共中央決定，從山西經冀魯豫邊的八路軍115師黃克誠部，南下來到新興集與彭雪楓部會合。黃克誠部又與從山東南進的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隴海南進支隊一起，東進至鹽阜地區，在白駒鎮與新四軍陳毅部會師，開辟了擁有4.2萬平方公裡，800多萬人口的蘇北抗日根據地。由此成立的新四軍三師，部隊由2萬人發展為7萬余人，日后成為解放戰爭的主力部隊之一。

　　中國共產黨以堅毅不拔之精神，在條件惡劣的黃河下游區域建立根據地，充分挖掘黃泛區的戰略價值，發展壯大了一支偉大的抗日力量。

　　毛澤東曾經說“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藐視黃河，就是藐視我們這個民族。”從黃土高原到中原腹地，從淮北平原到黃海之濱，中國共產黨將抗日武裝布局於黃河兩岸，猶如一條堅固的鐵鏈，捆住日軍的鋒線，將侵略者拖入泥潭。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力量承擔起中流砥柱責任，凝聚著民族復興的磅礡偉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不朽貢獻。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